真正重要的是，放在最近几十年农村土地格局变化的背景上考察，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看到的却不是部长眼中的景象

当然，最好不要发生在大年初一。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黑天鹅现象？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与彷徨？就像中国的改革大多是倒逼，不倒逼的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拿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来说，其大部分都是次贷业务，这对已站在周期高点的中国经济体而言，面临很高的周期纠偏风险。诚然，不破不立的前提是，回答与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虽然类似的做空或看空中国的言论已流传多年，且从未发生过，但这一次会不会有所不同？其实，我们自已也意识到，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的上升正快速侵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固定资产的投资已行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定程度上，这也剑指信托公司的刚性兑付。  2014年可能将是中国经济风险集中暴露的一年。

尽管该信托计划未必会成为中国信托打破刚性兑付的第一弹，但警钟已经敲响。市朝的金融改革，昭示原有的错配将暴露出来，包括对旧的运行体制一定程度的破坏，亟待建立起适应于市朝运行的体制机制。这与高路易的研究是非常接近的，与我最近用OECD提供的KLEMS数据库所做的核算结果也非常相似。

20年来，很少有人会怀疑上述批评的正当性，而中国经济需要将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转变成未来的集约增长方式，更是成了共识。这应该不是粗放增长方式可以解释的现象。我要提及的另一项研究是帕金斯(Dwight Perkins)和罗斯基(Tom Rawski)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完成的。这是我看到的最为保守的核算结果。

实际上，中国在过去30年里TFP的增长超常（3-4%）已是大大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和简单复制国外技术带来的快速的技术进步的，从今往后的趋势是，无论是因结构变化而改善的要素生产率还是通过引入和复制国外技术的学习空间都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所以，TFP的改善在趋势上只会变得缓慢而不是相反。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那倒可能是因为TFP的改进事实上在改善着投资的回报率，从而反而诱导了资本更快的扩张。

要知道这个数字低于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达3个百分点之多啊。基于这个改善后的数据而核算出来的结果是，在1978-2005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资本增长9.6%，为GDP增长贡献了44.7%，教育增强型的劳动力增长2.7%，占GDP增长的16.2%，而TFP每年增长3.8%，贡献了GDP增长的40.1%。一个是曾供职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is）的研究。总之，在理解和解释中国和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粗放与集约增长方式的两分法显然是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

而GDP增长的更快当然得益于资本扩张的贡献，毕竟投资机会之多对于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而言是可以想象的。也许有人会说，尽管中国的TFP增长贡献了GDP增长的40%，但这一贡献份额也还不够高，还不能算作效率驱动型的增长。而且就四小龙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来说，各类研究文献大致给出的范围约在20-30%之间，而即使根据世界银行或IMF和OECD在相关研究报告中的结论，中国的TFP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在35-40%间。而要从现有的经验研究中推演出这一命题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中国的TFP年均增长3-4%已是超常的增长记录了，比美国和发达经济体都要高出很多。现在美国的TFP增长率基本在1%左右，即使其贡献份额高达90%，也只推动GDP增长1%多一点。

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有多个版本，但大同小异。那有没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在（比如）未来10年依然保持在8%的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而同时又能让TFP的贡献达到美国的份额（80%）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TFP要能实现年均6.4%的增长率。

考虑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核算的研究相当丰富这一事实，我这里仅引用两个较为流行的核算结果来说明TFP的增长记录。需要回答的更有意义、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所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为什么日本、东亚和中国能够大幅度地改善其TFP的水平？   进入 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即使在东亚四小龙中TFP增长最佳的香港，在1960-1990年间，TFP的增长年均也仅为2.4%左右。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什么是效率驱动的增长心知肚明，但还是有经济学家干脆明确地把效率驱动的增长解释成全要素生产率（TFP）驱动的增长。在此之后，该命题在中共有关经济领域的重大决议或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反复出现，十八界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没有例外。1993-2005年间，GDP年均增长9.5%，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8.4%，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0%，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5.3%。

一个落后的经济体要是能够实现超常的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在那里资本可以扩张的机会比发达的经济体多得多，所以一定是因为投资驱动而不是别的。根据我手头有的研究文献，即便在最好的年份（1961-1965年），前苏联的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0%左右。

他发现，1978年到199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7%，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9.0%，其中TFP的增长是年均3.8%，资本-劳动比率年均增长3.1%。实际上，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经济的结构越是稳定，TFP的改善速度越慢，仅能依靠研发而驱动的技术进步每年最多也就1-2%，这也是其可维持的GDP潜在增长率大约为2-3%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所谓的转变增长方式是指要把TFP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从现在的40%提高到美国的80%，那就意味着中国的GDP增长率要降到5%以下（假设TFP年均依然能增长3-4%）。很容易发现，无论上述的哪种表述，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从供给层看待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们都一致性地认同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实在是过度依赖了投资或资本的扩张，而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非常不健康的模式。

所以，增长方式何来粗放或集约之分别？或许只有高增长与低增长的区别，抑或只有超常增长与正常增长的区别。这一观点早在1995年还成功地被写入了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的增长情形。我猜测，有些人之所以认为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健康，那是受了早期经济学家对苏联的那种所谓粗放增长方式批判与否定的深远影响。

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研究15余年，熟知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文献，却发现转变增长方式这一命题与我本人的研究以及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不吻合。我相信，我们定义中国增长方式的困惑和困难不在于投资对增长的头等重要性，而在于TFP的超常增长事实。

但日本也好，东亚经济也罢，情况常常相反，资本扩张快的时期，也是TFP的改善记录较好的时候。这么高的TFP的增长率还只贡献了GDP增长的40%，那是因为GDP增长的更快，达到了接近10%的增长率。

他们在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进行核算前，还特别基于之前的各种争议对数据系列进行了细致和系统的改善与矫正。以TFP年均增长3-4%来说，这个记录是好于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的。

要求改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界的呼声甚高并很快演变成主流观点。虽然我们需要发展更深入的理论来解释资本扩张与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起码中国、日本与东亚超常增长经济体各自的增长历史并不支持两者必然彼此消长的推论。从这些核算的结果来看，尽管资本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是第一位的，但TFP的增长却相当的出色。在我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投资机会的多寡与人均资本存量是成反比的。而更流行的表述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变为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

如果中国过去的增长真的可以用粗放的增长方式来定义，那我们该如何去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TFP年均4%的增长记录？如果4%的TFP的增长率还不能证明是效率驱动的增长，那今天美国1%的TFP的增长率为什么可以是？如果我们确信中国未来的TFP年均增长实际上只会缓慢下降而不可能高于过去的记录的话，那么我们期待中国未来的增长（最好）必须由效率驱动而不是投资驱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把这个答案留到后面给出考虑到中国对投资的热衷，法国兴业银行的预测--中国2014年GDP增长6.9％--看来不再那么耸人听闻。

总的来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大约增加5万亿并不怎么令人担忧，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偏好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而且地方政府借款在中国经济借款总额中占据的份额，实际上已经从2009年和2010年估计占社会融资总量的36％和25％，下降至2011年和2012年的仅仅19％和15％。但是，如果没有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个经济驱动力的话，那么很容易想象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很快减到上述水平。